2014，中国企业文化建设迎来“第四次浪潮”(一)中

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前三次浪潮综述

　　　次浪潮：理论引入

　　　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次浪潮是伴随着企业文化理论的引入而兴起的，以前述三本专著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为标志，从时间上划分是从1984年到1988年，这几年可以说是中国企业文化的启蒙教育阶段。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是中国社会经济的重要转型期：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1979年设立经济特区，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整个社会掀起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探索与实践热潮。其间也涌现出一批“敢于吃螃蟹”的创业先驱，如时任青岛电冰箱总厂（海尔前身）厂长的张瑞敏，创建联想公司（联想集团前身）的柳传志，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万科前身）总经理王石等。这一群人，有着强烈的改革创新意识，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市场经济探索期，他们也热切期盼通过科学的管理理论与方法，来推动企业的观念创新与体制改革。在此背景下，建立在日美企业实证研究基础上的企业文化理论引入中国，可谓适逢其时，社会上很快展开了对企业文化的学习借鉴。由于当时所处的特殊社会环境，加之这几本专著都只是提出了“企业文化”的概念，重在强调企业文化的价值，而对具体的策略与方法缺乏系统的阐述，导致这一阶段的企业文化建设整体上还只是停留在混沌朦胧的概念认知、盲目模仿阶段，一些企业不顾自身土壤的适应性只热衷于移花接木地抄袭西方成功经验。尽管如此，在此过程中，依然有少数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可圈可点，其中最突出的是海尔。1984年，在企业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张瑞敏提出了基于质量文化与创新文化的“战略”。当整个家电行业片面追求规模产量、忽视产品质量之时，张瑞敏提出了“要么不干、要干就干”、“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品”的理念，开始实施全面质量管理，并努力从技术、管理、人才等方面构建自己的创新模式，成为企业界竞相效仿的典范。

　　　到八十年代后期，随着整个社会的急剧转型和政治环境变化，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论辩迅速升温，诞生并作用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文化理论作为一种舶来品，其价值与作用在当时受到了一定的质疑，甚至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逐渐转向低潮。

　　　如果说企业文化建设次浪潮只是引入了“企业文化”这一概念，那接下来的第二次浪潮则让这一概念得到了普及性传播。

　　第二次浪潮：知识传播

　　　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第二次浪潮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确立而兴起的，其标志性事件是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起止时间为1992年到1999年。

　　　1992年开春，正值国际政治格局大变、国内改革面临理论困境的重要时刻，邓小平发表了重要的南巡讲话，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明确了市场经济的地位，强调“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会议，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同时，十四大报告还明确提出“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正式发布企业文化的概念。随后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六中全会对企业文化的作用进行了重申，强调“要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工作中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培育优良的职业道德，树立爱厂敬业、遵法守信、开拓创新的精神”。受一系列政策指引，从1992年起，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轮企业文化建设浪潮，对于企业文化理论的相关学习和研究在企业界和学术界逐渐普及，尤其是在一些国有企事业单位，类似于“爱岗敬业”、“遵纪守法”、“创新发展”等通用型标语口号大行其道。但是，这一阶段所强调的企业文化，主要还定位于企业的文化活动和思想政治工作，无论是内涵理解还是具体的建设方法都比较模糊、粗放、狭隘。因此，企业文化建设第二次浪潮的突出特点，更多表现为国家政策感召下的迎合式发展。不过此间依然不乏一些可圈可点的案例，如深圳的华为。1996年，华为从一开始的制度汇编，转向“管理大纲”的起草，历经多次研讨、审议，十易其稿，最终于1998年3月，正式发布实施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部企业文化纲领性文件《华为基本法》。《华为基本法》总结、提升了华为成功的管理经验，确定华为二次创业的观念、战略、方针和基本政策，构筑公司未来发展的宏伟架构。从此，以《华为基本法》为里程碑，华为继续吸收包括IBM等公司在内的各类先进管理技术和工具，完成了公司一次又一次的蜕变，现已成为具有全球行业领先地位的中国最的国际化企业之一。《华为基本法》集中梳理了企业创始人任正非的经营思想，是中国企业次利用现代管理科学对企业的价值观和经营哲学进行完整系统总结的范例，对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进程起到了非常深远的推动作用。

　　　尽管不乏华为这样将企业文化融入公司经营管理的先行者，但是，总体看来，前两次浪潮并没有给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带来实质性地发展，而更多停留在概念的引进与传播阶段。因此，进入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企业文化的价值不断被质疑，“企业文化无用论”开始广泛蔓延。

　　　第三次浪潮：行政推动

　　　2005年3月，国务院国资委颁布《关于加强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对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基本内容、组织实施和基本要求等做出了具体部署，明确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立起适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遵循文化发展规律，符合企业发展战略，反映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体系”。指导意见的颁布带来了企业文化建设的第三次浪潮。这一次浪潮一直持续到2011年。

　　　从第三次浪潮掀起的机缘来看，颇具行政命令式的特色。事实也证明，在国资委红头文件的推动下，从中央到省、市乃至县，不分行业、区域，各级国有企业纷纷聘请专业咨询机构，启动了企业文化工程，形成了一系列建设成果。在此过程中，大唐集团、南方电网、华润集团、中航集团、中国移动等企业都有比较突出的表现。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现代企业制度必须依托先进的企业文化才能得到高效的执行、产生良好的效益，于是在量身打造企业文化的同时，专门设置企业文化部门和岗位进行企业文化管理。这次浪潮还迅速蔓延到民营企业之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齐头并进，涌现出众多极富个性和魅力的杰出代表，如阿里巴巴、华为、万科、联想、腾讯、TCL、温氏集团等。1999年，马云在创建阿里巴巴之时，就明确公司的使命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从最初创立B2B的网上交易平台，到2004年投资成立支付宝公司，面向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推出基于中介的安全交易服务，再到2013年拆分平台事业群、筹建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成立“菜鸟网”、推出余额宝理财产品、组建国内首家网络险企——众安在线财险等，阿里巴巴正是以使命为驱动，不断推动战略与平台创新，真正让生意变得“越来越简单”。

　　　与此同时，企业文化研究也持续升温，更多大学教授、管理专家加入到企业文化研究的队伍，关于企业文化的专业书籍也得到大量出版，如著名经济学家历以宁主编的“企业文化丛书”；张大中、孟凡弛、徐文中主编的《企业文化大辞典》；罗长海、黄关从、仇润林主编的《企业文化探索》；魏民洲主编的《中国企业文化小辞库》；刘光明著的《企业文化》；魏杰著的《企业文化塑造：企业生命常青藤》；陈春花著的《领先之道》、《高成长企业的组织与文化创新》等，一时蔚为大观。此外，企业文化专业咨询机构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并渐呈南、北两派对峙之势。“北派”即通常所谓的“学院派”，立足于北京，主要是以高等院校的学者及其学生为基础的团队，他们倾向于理论研究，在充当管理知识、管理观念“传教士”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南派”即通常所说的“实战派”，立足于珠三角这片改革开放的沃土，他们大多有着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在实践中对管理理论的运用深有体悟，崇尚“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并注重以企业最终的经营实效来验证企业文化建设的成败。

　　　总体而言，第三次浪潮相对前两次浪潮波及面更广、影响力更深，真正使得企业界开始思考企业文化与现实经营的关系，探索企业文化的体系化发展；但是，行政命令式的推动形式，依然使得许多企业并没有深刻认知企业文化的本质价值，同时由于缺乏科学的方法与工具，导致在实际过程中片面追求形式而难以取得实效。

　　　如今，随着互联网经济的逐渐兴起，传统产业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亟待以新的观念与思维模式促进产业的变革；而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发布，更是拉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一切都在昭示，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颠覆”与“创新”将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词。基于对前三次浪潮的综合研究，我们可以断言，2014年，在互联网全面驱动产业变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加速市场化进程的双重引爆下，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第四次浪潮将会全面来袭！